历史之见，财政政策变迁（读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）

Tags: 阅读随感 Last edited: June 24, 2023 5:32 PM

历代经济变革，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？我以为，经济追随政治，经济政策是政治的配套。

国营的必然性及其问题

为了维持大一统状态，中央必须足够强硬，拥有足够的能量，才能维系整个系统的向心力，维持大一统的状态。这种能量由何而来？其一是军事力量，其二是政治力量。

军事力量就是把控最强力的军队，为了把控军队，就必须供养军队，军队的财政支出是硬性的。有了军队的基础，中央才谈得上政治力量。什么是中央的政治力量？是中央官员节制地方的权利。为了维持中央的政治权利，最好官员的工资也都由中央出钱。养兵养官，为此，中央必须占有财政受益。如此大规模的财力从哪里来？常规的税无法支撑中央大规模的支出。如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中所言：

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，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可是随着时日推衍，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，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。其实，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，最刚性者，一为养官成本，二为养兵成本，是为“吏政之患”和“兵政之患”。

并且这两种成本都是增加容易，削减困难，最终长期来看历朝历代都是不断增加。因此，国家专营，占有商业利润的一部分，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越强大的中央集权，中央越是要做大事，盐铁专营之类的政策就越是广泛。正如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中所言：

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——相反，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，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。也就是说，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，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，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。

过度压榨农业利润影响农业生产，过度压榨工业利润影响工业生产，这两者都是国家的根基，不可轻易动摇。唯有工商业利润，将原属私人的利润收归国家在短期内代价小收益高，就像是低悬的果实。中央政府如果不去摘这个低悬的果实充实财政，那么中央财政从何而来呢？正如著名的桑弘羊之问：

“桑弘羊之问”：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，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？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？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？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？

你或许会说，那我中央少养官员，少养士兵，将财政压力交给地方，让地方自己供养官兵，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唐朝就这么想的。中央精简机构，少用官员，建立藩镇，地方供养士兵，因此可以对国民少收赋税，不用盐铁专营。这是经典的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。在前期促成了大唐繁荣盛世，但随着时日推移，地方势力不可避免的做大，地方有钱有兵，一旦反叛中央根本无力镇压。中唐之后地方失控的局面再不能救。

地方在古代是天然趋向于分裂和自治的。

只要是维持中央集权，只要没有其他能够获取财力的新政策出现，国营政策不可避免。国营政策本身有着它的问题。其一，极其容易形成官商经济，也就是有政治权利的官员或者其亲属下场经商，最终造成吏治腐败；其二，是国营经济极易形成垄断，并对民营经济造成压迫，高枕无忧的国营部分趋向保守，最终导致整体创新下降。一如隋唐的士族经济和当代国有民营之间的冲突。

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，由权牟利，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，因此，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，“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”。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，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。

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、政治保证，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，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，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，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。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，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。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改革中的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。那么，这两个“毫不动摇”孰轻孰重，一旦前者“动摇”了后者，或后者“动摇”了前者，又当如何处置？

对当代的启发

到了新中国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变，因此养兵养官的财政支出仍然是硬性的。

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，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，是为“兵政之患”。在当代，“兵政之患”似乎不太严重了，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，于是就有了“吏政之患”，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。

因此国营经济也是必须的。那么追随着国营经济而来的两个问题也无法避免。

对中央执政者来说，如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中所言：

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，实现繁荣，而繁荣日久，地方势力就会坐大，商人就会骄纵，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。此时，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，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，可是如此势必削减地方，侵蚀民间，造成生产力的下降，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。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：是任由矛盾激化，还是再度放权让利，促使经济复苏？

在分税制改革之后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。地方握着土地财政狠薅羊毛，终于到了无以为继的时候了。现在地方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，中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

我猜测：

中央会部分放权，不为地方托底，放权让地方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。
再次对商人群体动刀，进行大范围税改。可能的形式是，房产税，资产税。
占据一部分金融收益，将金融业收益从私人手中拿一部分充实国库。